“约定”是指心理咨询师获得父母和问题青少年双方支持与之进行合作的能力，包括友善相待、减少责备、确立对双方均有意义的目标等。最近的研究显示，与父母和问题青少年双方订立约定对治疗成功至关重要，而消极的合作则恰好相反。因此，本模式的核心部分便是通过咨询过程与父母和青少年建立起成功的约定。依据特殊的案例，约定还可以包括家庭外系统(如学校老师、心理健康专家、少年法庭、同伴群体等)的支持与合作。
由于很少有人想要接受治疗，尤其是当人们认为治疗即意味着挖掘过去的问题的时候就更不愿意了，所以，对咨询师来说很重要的是在开始约定时采取要求父母“帮助解决孩子的问题”的形式，而不是“接受治疗”的形式。如果某个家庭成员对参与治疗感到极为勉强，那么咨询师可以请求他先参加一次，并只要提供一些能帮助咨询师更好地工作的需要的信息。这样的要求必须由咨询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不是通过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来表述。一旦这个原本非常勉强的家庭成员参与进来，那就比较容易使他答应继续参加接下来的治疗，要他答应必须基于对他的尊重和对他所持观点的了解，并帮助他认识到在改进孩子行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收获。假如该家庭成员仍然拒绝参加，那么咨询师就设法与愿意合作的人建立信任和友善关系，与他们的成功约定通常会导致原本颇为勉强的家庭成员的参与，不管是自愿的还是由其他家庭成员说服的。
为了进一步推进约定过程，就必须直接指出父母的绝望和无助。父母需要表达与子女相处的怨怒，以及他们正在遭受失败的感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咨询师不必太快地进入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必须以一种不加评判的态度注意聆听，时时强调父母有怨恨、愤怒和失望的感觉是很正常的。在父母这样发泄的当口，不要让孩子参加，这样父母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感受，而不必担心自己的述说会影响到子女。同样，青少年也可以通过与咨询师私下交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挫折。
当父母发泄完以后，咨询师必须通过讨论将之具体化和明确化，咨询师与父母之间达成预期的治疗结果是十分关键的。例如，咨询师建议父母尽量不要用“使行为得到改善”这样抽象的治疗目标，而代之以“不再吸毒”、“不再离家出走”或“完成家务”这样具体的目标。也许会有许多目标，但家庭可能会觉得无法承受，也不能采取许多必需的行动来成功地达到每一个目标。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在一个时期把目标限定在三个行动上，以便增加成功的机会，创造动力，培育希望。通过将问题界定得比较具体和可以把握，咨询师就能加强与父母之间的约定，这样每个人都能训练有素地与青少年一起来解决其行为问题。
另一种加强与家庭之间约定的方法就是咨询师强调对父母和青少年自身非常重要的议题和目标，研究显示，通过为冲突双方各自设定有意义的目标来“做两方的工作”，对取得有效的治疗效果较为困难，但也是必需的。当与青少年会面的时候，咨询师必须寻找他们在向父母倡议时是否还有其他的行为方式。咨询师可以这样问：“我怎么做才能帮你?”或“你是否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出面与你父母谈谈?”大多数青少年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到震惊，因为在过去父母的愿望总是放在一位的。而且，即使对抗的青少年也会开始与咨询师合作，因为他们感到咨询师在关注他们的目标，并和他们一起进入治疗过程。
还有一种保证与青少年订立约定的方法是任命他们为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顾问，青少年差不多总是希望父母或其他成年人“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自由自在。如果这便是他的目标，那么咨询师可以这样问道：“从明天开始，如果你的父母不再管你，你会做些什么与今天不同的事，或者说些什么与今天不同的话，以使他们今后不再管你?”或者“你的父母能对你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或说些什么不同的话才能使他们比较容易不再管你?”在这样提问的时候，咨询师已经在以一种特殊的、具体的方式把青少年作为能够解决自己行为问题的专家来与之建立合作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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