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森今年13岁,他的父母抱怨说虽然他在学校里表现很好,在家也能遵守规则,但却会突然变得情绪激动、愤怒和难以沟通。当贾森从学校回家时,他会径直走进他的房间并把门关上。不管父亲或母亲问他白天情况何,他都会回答说“我不知道”或者“还可以”。贾森还拒绝与父母一起外出旅行,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单独一个人,或者在邻居家与几个好朋友呆在一起。
当咨询师与贾森单独会面以后,首先排除了吸毒或酗酒的可能,而将他的问题界定为发展过程中的自主需要。贾森抱怨说他从学校回来一进家门他的母亲就会连珠似地向他提各种问题,他觉得好像他在接受审问似的,他说他需要自己的“空间”。母亲表达得越多,贾森越是闭嘴不说,母亲越是坚持要他回答。贾森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冲进自己的房间以避免被提问,这只会使母亲更为担忧。接着,母亲让父亲到贾森的房间里去问他究竟“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贾森变得很愤怒,他不想再参加任何家庭活动。这种退出行为使父母认为贾森可能在吸毒。结果,虽然他每星期都会按时回家,但父母还是不让让他周末晚上外出。贾森虽然爱父母,但他认为他们应该“后退”,而不应该让他感到如此“窒息”。
在与贾森的个人会面时,咨询师问他是不是有兴趣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既能使母亲和父亲后退,同时又能使他赢得信任和失去的自由。贾森表示非常感兴趣。咨询师向贾森概述了以下行动计划:
1.咨询师作为一个协调员,把各方召集在一起,教他们沟通的方法,目的是让贾森不再感到受审问,让母亲也认识到其实贾森并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而感到舒服些。这需要贾森自己设计一个个性化的信号,当父母过度表达而他需要独处时发出该信号。计划还包括贾森必须在“我不知道”和“还可以”这样的答案以外拓展他的回答。
2.咨询师将问题重新界定为父母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表达关心。如果贾森告诉他们每天的基本信息(如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他的情绪和感觉如何等),那么他们会担心得少一些,接着就会“后退”。
3.贾森和父母可以计划一起做一些事情。虽然贾森不需要,但父母需要与孩子保持亲密关系。然而,这对贾森是有利的,因为只要父母少些担心,他们就会少些怀疑,贾森就会重获他的自由。
4.咨询师向贾森建议,如果他做到了以上三点,那么父母就可能会放松对他的禁令。但咨询师只能为此努力,而不能答应他。贾森喜欢这个计划,他渴望与父母会面以达成新的协议。
接着,咨询师又与父母单独会面,他把贾森的行为界定为青少年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并给出一些实例来支持这一观点。然后咨询师概述了一年以来父母无意间创造的破坏性沟通怪圈。对此,母亲深有体会:她发现她越是追得紧,与贾森的距离就变得越远。咨询师简单介绍了行动计划,并就如何强调每个问题领域作了阐述。接着,贾森进来,开始进行协商。
在协商过程中,咨询师让贾森和母亲扮演一个场景:贾森刚从学校回来踏进家门,母亲问他问题,贾森向母亲提出具体的建议,让她懂得以怎样的方式提问才会使他感到不是在被审问。母亲要求贾森和全家人一起用餐,这样她就会让他放学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减压放松”。最后,父母和贾森同意一起制定一个共同外出的计划。每一次轮流由一个人来选择活动,前提是不要花太多钱。然后,父母同意贾森恢复从前的作息时间,条件是他必须每个星期按照计划来做。每一条都在纸上写下来,供家庭成员需要时参考,每个人在协议上签名。
在这个案例中,在贾森需要“距离”的发展需要与父母需要“亲密”的需要之间达到了平衡,贾森获得了自主,同时父母取得了开放性的沟通。通过说服每一方同意折衷并制定清晰的行动计划,咨询师就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如果孩子的行为改变被界定为过度纠缠或过度保护的结果,也可以运用同样的基本原则,只要稍作修改就行。咨询师必须控制局面,以非常缓慢的步骤推进,以免给父母带来危险。父母可能早已认识到自己对孩子过度保护,但要给孩子的行为贴上这样的标签还是会使他们受到很大威胁。因此,咨询师首先必须与父母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再谈过度纠缠的问题。一旦分离过程开始,还必须同时促进抚育的一面。
最后,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可能是由某件创伤性事件导致的,如性侵犯、结交不良同伴群体等。吸毒或酗酒也是常见的原因。在这些情况下,咨询师必须立刻做出第三种选择,在进入抚育议题前先解决严重的行为问题。父母没有时间、精力和愿望去发挥他们的抚育功能,除非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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